不知是为了劳其筋骨磨炼其志，上苍才作出这个偏心的安排，还是他自己为了铸造钢筋铁骨、磨大砺意志而作出狠心的选择？

    韦清文降生在“瓜菜代”的年代——共和国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从吸到母亲的第一口奶汁里，便尝到了雷公菜和芭蕉根的苦涩味。这苦涩的奶汁，一直渗透着他潜意识的每一道神经，以致后来诱发出要为千百万儿童奉献出香甜可口营养食品的冲动。

    韦清文的祖父和父亲是马来西亚归侨。当年祖父是从广州那个离香港很近的小渔村漂泊海外谋生的，那情景给韦清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祖父船只下海的地方，正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登陆之处，列强带给中国的苦难，如今已成为历史，成为一代又一代国人所必须牢记的一部分，而作为归侨的后代，韦清文所了解的那段历史远比他人更深刻、生动。

    粗糠拌野菜熬成的稀粥不可能哺育出一个躯体硕壮的韦清文，而岁月的冷峻、生活的拮据却铸造出二十多年后的一个企业家。

    “祸兮福所倚。”似乎老子早就为两千多年后的韦清文作了暗示。其实，韦清文所遭的不仅止“单灾”，而是“双祸”。他从6岁进入小学到读完初中，恰恰是中华民族遭受空前劫难的十年“文革”！前期的营养不良，后期的知识贫乏，似乎注定了韦清文的命运：肩起沉重的木犁，赶一头泪水汪汪的瘦牛，就像他的祖辈父辈那样，在那一片坡岭连绵的红土地上，播洒着汗水，收获着叹息……。

    事实也是这样。当韦清文左脚一迈出乡间中学的门槛，右脚便踩进了生产队的农田。这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要吃饭就得挣工分。虽然工分值很低，累死累活干一天，才换得毛把几毛钱，也就是一两斤毛谷。但在那个年月农家子弟除了务农，谁敢存有别的奢望？

    好在历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当十月的金风吹过韦清文村前的那片田垌时候，他从稻田里抬起了头，伸展一下酸麻的腰杆。迎面的风，尽管还透出丝丝冷气，但他想雪莱的那句诗——“冬天来到了，春天还会远吗？”一股莫名的喜悦，在本来就不很安分的小青年的胸腔中骚动。

    1978年，县搬运社招收日工，韦清文挺起腰杆去报名，结果还算“碰运”，当上了一名装卸工。半年之后，转到县二轻纸箱厂当合同工，第二年转为正式工人。

    当上了工人，而且又是“正式”的，他着实很高兴。跳出“农门”，穿上了工作服，不到20岁，就端上了铁饭碗，在乡亲面前，他的父亲为有这样一个有出息的儿子感到荣耀。

    韦清文庆幸跳出农门的喜悦刚刚过去很快又陷入一种更深的苦闷之中：一成不变的企业管理体制，论资排辈的人事制度，大锅饭的分配形式…他并不计较自己一个普通工人的地位和每个月30多块钱的工资收入，而是不满于这种窒息聪明才智、缺乏竞争机会的经济体制。当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改革开放强劲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毗邻的广东更是得风气之先，各行各行锐意改革，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经过一番冷静的思考，韦清文毅然丢掉来之不易的铁饭碗，联合归侨青年李汉朝、李汉荣等人在本乡大榄村办起了“大榄包装厂”，他任厂长。工厂的产品销路还可以，只是规模太小，干了一年以后，他感到不满足了。

    于是，他们又于1982年筹建第二个厂——“容县光明五金电镀厂”。由于厂子小，设备不配套，小厂无力添置昂贵的净化废水设备，排污难以解决成为工厂生存的致命问题。包装厂停业了，电镀厂奄奄一息，三人陷入了苦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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